【前言：律师在刑事辩护中，不仅要掌握法律规定，更应掌握法律适用的理念。因为法律是靠人去实施，理念不同，案件的结果也不同。以正当防卫为例，2018年以前的实施理念与2018年以后有很大改变。比如：对防卫时间的认知，工具论、部位论、后果论的转变，对案件结果有很大影响，正因为如此，笔者才撰写本文，供大家参考】

昆山于海明正当防卫案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第47号指导性案例，是我国正当防卫司法认定的标志性案件，其核心价值在于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僵化、保守的办案思维，实现了正当防卫认定理念的根本性转变，对后续同类案件办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指引意义。本案主要从不法侵害是否结束的判断标准，长期以来深受工具论、部位论、后果论三大僵化理念束缚，完成了正当防卫司法理念的重塑。

01【基本案情】   于海明，男，1977年3月18日出生，某酒店业务经理。  2018年8月27日21时30分许，于海明骑自行车在江苏省昆山市震川路正常行驶，刘某醉酒驾驶小轿车（经检测，血液酒精含量87mg/100ml），向右强行闯入非机动车道，与于海明险些碰擦。刘某的一名同车人员下车与于海明争执，经同行人员劝解返回时，刘某突然下车，上前推搡、踢打于海明。虽经劝解，刘某仍持续追打，并从轿车内取出一把砍刀（系管制刀具），连续用刀面击打于海明颈部、腰部、腿部。刘某在击打过程中将砍刀甩脱，于海明抢到砍刀，刘某上前争夺，在争夺中于海明捅刺刘某的腹部、臀部，砍击其右胸、左肩、左肘。刘某受伤后跑向轿车，于海明继续追砍2刀均未砍中，其中1刀砍中轿车。刘某跑离轿车，于海明返回轿车，将车内刘某的手机取出放入自己口袋。民警到达现场后，于海明将手机和砍刀交给处警民警（于海明称，拿走刘某的手机是为了防止对方打电话召集人员报复）。刘某逃离后，倒在附近绿化带内，后经送医抢救无效，因腹部大静脉等破裂致失血性休克于当日死亡。于海明经人身检查，见左颈部条形挫伤1处、左胸季肋部条形挫伤1处。  8月27日当晚公安机关以“于海明故意伤害案”立案侦查，8月31日公安机关查明了本案的全部事实。9月1日，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根据侦查查明的事实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，认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，不负刑事责任，决定依法撤销于海明故意伤害案。其间，公安机关依据相关规定，听取了检察机关的意见，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同意公安机关的撤销案件决定。    02【过去的办案理念】

1. 被害人刘某受伤后跑向轿车，不存在对于海明产生威胁，于海明继续追砍，属于“事后防卫”或“假想防卫”；

2. 于海明抢过刀捅刺刘某的腹部、臀部，砍击其右胸、左肩、左肘。刘某因腹部大静脉等破裂致失血性休克经医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。本案就使用的工具（砍刀）、伤害部位（腹部）、造成后果（死亡），依过去的理念于海明至少是防卫过当。

3.由于被害人的死亡，让其家属也陷入悲痛之中，“欠债还钱、杀人偿命”的传统观念，家属难以接受“被告人无罪且不担民事责任”的结果，法院为避免激化双方矛盾，引发新的社会争议，只好给被害人家属得到一些赔偿，被告人以防卫过当判处缓刑，息事宁人。

03【两个理念的转变】    

一、转变不法侵害“正在进行”的判断标准

在传统司法办案理念中，判断不法侵害是否结束，往往采取形式化判断规则，仅以侵害人是否主动停手、是否后退离开、是否暂时脱离冲突现场为单一标准，一旦侵害人做出停止攻击、转身离去的动作，就直接认定不法侵害已然终止，此时防卫人若继续实施反击行为，便会被认定为事后防卫，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，这一机械认定方式，极大压缩了正当防卫的适用空间。

而昆山于海明案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，确立了实质危险判断标准，核心是立足防卫人所处的紧急情境，以客观危险是否消除为核心判断依据，而非单纯看侵害人的阶段性动作。本案中，刘某持刀攻击于海明，刀具掉落被于海明抢过后，转身往自己汽车方向行走，从形式上看，其直接攻击行为暂时中断，但从现场实际情境分析，于海明作为普通公民，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暴力行凶后，处于极度紧张、恐惧的紧急状态之下，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刘某转身离去的真实意图：究竟是彻底放弃侵害，还是前往车内寻找其他凶器、纠集他人再次实施攻击？

 此时，刘某的侵害行为并非完全终结，而是处于连续、未彻底消除危险的状态，于海明面临的人身安全威胁依然现实且紧迫。司法机关在认定时，摒弃了事后以理性人视角进行客观推演的方式，转而站在防卫人于海明的即时立场，充分考虑紧急情况下的认知能力和判断局限，认定其追击反击行为，仍是为了制止尚未彻底结束的不法侵害、防范自身生命安全遭受二次侵害，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过程中的防卫行为，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要件，不属于事后防卫。

这一理念转变，意味着正当防卫的时间认定不再拘泥于侵害人的表面行为，而是回归对侵害危险本质的判断，充分尊重防卫人在紧急情境下的合理认知，避免对防卫人提出超出常人能力的判断要求，真正贴合正当防卫制度保护公民人身安全、制止不法侵害的立法初衷。

二、破除工具论、部位论、后果论，立足防卫必要性

 长期以来，我国司法实践在认定正当防卫限度时，深受工具论、部位论、后果论三大僵化理念束缚，导致大量防卫行为被错误认定为防卫过当，让正当防卫制度陷入“适用难”的困境，而昆山于海明案的办理，彻底解除了这三大理念障碍，确立了以防卫必要性为核心的限度判断规则。

 （一）破除工具论：不苛求防卫工具与侵害工具对等

工具论是指司法实践中机械要求防卫人使用的防卫工具，必须与侵害人的侵害工具轻重、危险程度相当，若防卫人使用的工具危险性高于侵害人，即便目的是制止侵害，也会被认定为防卫过当。比如对方徒手就不能用刀具，对方用短刀就不能用长刀，这种理念完全脱离实际，在突发暴力侵害中，防卫人根本没有时间、条件去选择与侵害人对等的工具，只能利用现场可获取的物品实施防卫。比如：侵害人拿一个木棒，防卫人手里只有砍刀，当遭到侵害人攻击时他上哪去寻找一根相当的木棒呢？

于海明案中，刘某先是徒手攻击，后又持砍刀持续砍击于海明，于海明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紧急时刻，抢过砍刀实施反击，是当时唯一能有效制止致命侵害的手段。本案明确否定工具论，认定防卫工具的选择无需与侵害工具对等，只需以有效制止不法侵害为目的，即便防卫工具危险性较高，也不影响正当防卫的认定，充分考虑了防卫人面临暴力侵害时的客观处境。

 （二）破除部位论：不强求防卫人精准控制反击部位

 部位论是指苛责防卫人在反击时，必须选择非致命部位进行攻击，若攻击心脏、头部等要害部位造成侵害人伤亡，便认定超出防卫限度。这一要求完全违背常理，在突如其来、瞬息万变的暴力侵害中，防卫人处于高度紧张、恐惧的应激状态，生理和心理都处于极端紧绷的状态，根本无法冷静思考、精准控制反击的部位和力度，何况双方都处于运动状态，并非患者在医院手术，打上麻药一动不动，手术精准部位，法律不能对防卫人提出强人所难的要求。

 于海明面对刘某的持刀行凶，生命安全时刻处于危险之中，其反击行为是情急之下的本能自救，无法刻意选择攻击部位。本案明确，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过当，无需考量防卫人反击的具体部位，只要是为了制止不法侵害所实施的即时反击，即便击中要害部位，也属于合理防卫，不再以反击部位作为评判防卫限度的标准。

 （三）破除后果论：杜绝“谁死伤谁有理”的结果导向

后果论是司法实践中典型的僵化思维，简单以侵害结果倒推防卫行为的合法性，秉持“谁伤重谁有理、谁死亡谁担责”的错误逻辑，只要防卫行为造成侵害人重伤、死亡，就直接认定防卫人构成防卫过当，完全忽视不法侵害的严重程度和防卫行为的正当性，过去有些办案人员公开说“我们只看后果，不看原因”，明显的“后果论”。

于海明案彻底推翻后果论，明确正当防卫的认定不能以结果论英雄，而要结合不法侵害的性质、强度、危险程度综合判断。刘某持砍刀攻击的行为属于严重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凶行为，于海明为保护自身生命安全实施反击，即便造成侵害人死亡，也符合特殊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。本案传递出“法不能向不法让步”的核心理念，彻底打破“死伤即过当”的错误导向，让正当防卫认定回归公平正义的本质。